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達爾文誕辰二百周年紀念---這位進化的始創者,教我們「適者生存」等人生道理。

二百年、億萬年,地球宇宙就這樣走過來。我們只是徵不足道的小塵粒。有時,難免沮喪。人,其實聰明了多少?進化了多少?進步又有多少?

「站在巨人的肩膊上」--的確,前人累積了那麼多智慧,建構了許多知識;大家經歷過恐怖的滅族屠城和毀滅性的世界大戰,都知道憤怒,世代相傳的質問為什麼人類有那麼一刻竟然曾盲目惡毒兇殘至此?為什麼像魔咒一樣,經年後,仍不斷出現?

或者「人」,本來就是一個問題吧!

出生,牙牙學語、長大。這自然規律變不了。每一個人都是這樣走過來的---先學會翻轉身、站起來,蹣跚走幾步,然後穩當的走路。小孩天真但任意,少年時努力擺脫父母,建立自我,成年時創業追尋夢想---一個人又一個的,不斷重複。要待得一個人成熟,要多久?偏偏這過程遺傳不了、承傳不來,一定要每一個人自己摸索、自己成長、自己找自己的路。年復年,世代復世代,重複又重複。

每一個做父親或母親的,都知道,無論你多有遠見,孩子都不要聽你的,他寧可多花四五倍時間,自己碰釘、追尋,但卻不會因為你循循善誘或苦口婆心而可以加快他的成長。

別以為你走過那麼多歪路,繼承者便可省點力氣。或許下一代寧願自己碰釘,因而學會做事做人,也不願在你提示下做過「沒個性的附屬品」

或者,靠這一點點辛苦的累積,文明才到今天,而且已經是很大的「進化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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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偶然寓於必然之中...」

 許多看似偶然的事情，改變了命運、走勢、趨勢。比如有說讓雷曼兄弟破產，是使金融海嘯狂飆；又如滑鐵盧戰役的偶然，使拿破崙失敗；比如俄國的嚴冬的突然提早，使希特勒失敗；因為劉宗敏搶了陳圓圓，令吳三桂降清，使清朝統一中國；武昌起義的偶然爆發，令各省獨立，清廷覆亡．．．這些都是大事。小事，我們自身或周圍種種偶然事件、遭遇，改變了自己及別人的命運。

於是，許多人迷信「偶然」，卻忘記更根本的「必然」。偶然，催化劑也；必然，事物發展的總趨勢也。美國金融風暴的禍根埋藏及積聚了數十年，美國政府救雷曼也好，不救也好，改變不了風暴的必然。美國欲以金融統領世界，與拿破崙及希特勒用軍事征服歐洲，面臨同樣問題－－－本身的力量不足以實現其野心，就與一個人只能舉一百斤，但他偏要舉二百斤，本質一樣的。拿破崙及希特勒埋怨俄國的寒冬，俄羅斯的寒冬早在他們生前已有，只不過以為自己戰無不勝時，就忘記了危險。

兩年前，如果有人說「華爾街是最大騙子」，全世界只會說他／她是瘋子；放眼今天，現在又說他／她是有先見之明（但亦可能有人說事後孔明）。人生充滿偶然，但其實任何偶然都不可改變必然。這是立足於原因與結果，「因果」關係，不管有多少假象，萬變不離其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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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語有云：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，是知也。」人能對自己所知及不知之學問都清楚，此種自知之明，才不是無知。

柏拉圖論無知：「寧願未被生出來，最怕未被教導，因為無知是一切患禍之根源。」

何謂「無知」(ignorance)，英文字典之解釋是：未被傳授過的知識(uneduated)，不自覺知(unaware)，未被布告知(uninformed)。由此可知，無知有時由於環境，有時出自先天，要減少無知，首先要多接受教育，自學亦是教育，另外要自覺自己是不是對某種事物有所知，對其他事物不識不懂因此無知。

在目前資訊革命的年代（A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)，「知」和「訊」只嫌多不會嫌少的時代裡，我們害怕的是一些遮蔽我們良知、窮理格物的「資訊」，令我們墮進另一「無知」的深淵．．．

「對於自己之無知一無所知，是無知之最大害處。」世上知識學問之多，不可能全知，人人都或多或少自覺無知。這裡的第一個的「無知」是指應該知道之事物或知識，都一無所知（或一知半解），可惜自以為對此等知識有所知，這才是遭受無知之苦。大家定當發覺有許多人充行內行便是對自己的無知一無所知的表現。

「對於無知之主人，無知是敵人，對知識者的憎恨者，知識仍然是朋友，無知憎恨知識，因為知識太純真，知識害怕無知，因為無知太自信」無知對於無知者是性格缺憾之根源，因此，無知對於無知者是敵人，因為無知會繼續危害無知之主人。有些人憎恨知識，嗯，看來不大會。然而，古今中外，統治者最怕的是知識份子，他們的筆語猶如數千萬之劍刃，令在位者茫刺在背。作為統治者，理想的國家模式卻以自己之思想既定一尊，（事實上，即使在學術界，西方哲者經常爭拗何謂「正統」(orthodox)，中國人先哲無不標榜「道統」）並以此為整個民族所有（有如墨子「尚同」概念）。基於這個理由，當權者是知識的憎恨者。

無知憎恨知識，因為知識能表達真理，令無知赤裸裸地呈現出來，有時啼笑皆非；但有趣的是，知識亦怕無知，因為無知者掩耳盜鈴，甚至因為無知者太過自信自己，只好避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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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不是戲癡。

但我認識了一些唸比較文學的朋友們，每年的國際電影節，他們會花一大筆鈔票去掃貨。戲癡們用不同角度去剖析電影的深屠意義，如何戲力萬鈞，有甚麼政治及社會意義。

尼采曾說一句哲學經典名句「上帝已死」。文化評論人羅籣巴特也留下經典名句：「作者已死」，意思是當作品呈現他人的一刻，那作品的作者已經死了－－－一切對於作者身份、政治取向、舊作的分析等，在新的作品根本不能合用。至於作品本身所呈現的是甚麼，只可以留待觀眾自行感受和演譯（也許藝術就是這樣）

這就是電影好玩的地方，例如keroro在一些人心中是日本軍國主義亡魂的借屍演出,大大超出一個六歲兒童的感受。正如周星馳回應別人後現代主對大師（他自己也在戲中幽自己一默），他卻說：「我不懂甚麼是後現代主義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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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時看兩岸三地的外國人名地名，可以令人懊惱，但也可以很有趣。就說法國電影導演Truffaut吧，香港人叫他杜魯福，國內稱他為特呂弗，台灣稱他為楚浮，這譯名令人覺得像「幽浮」(UFO)，有點怪。但細細體味，倒有點像柳永「暮靄沉沉楚天闊」的意境，令人浮想聯翩。當然，講求實際，又不想舌頭打結，「杜魯福」最理想不過。

平日生活繁忙，人名地名有些情趣也許可以給生活多點調劑。上海舊法租界叫Avenue Joffre那條有名的霞飛路，一看令人想到「落霞與孤騖齊飛」之感，可算是街名的佳作。香港呢？早年銅鑼灣有一條舒潦濤街，一頭連著高士威道，另一頭通往一條小巷。來到高士威道那邊街口一望，近處停泊著疏疏密密的船舶，遠處可眺望九龍的群山（那時亦沒有維園，高士威道就在避風塘），那條街的英文為Shelter Street，「避風塘街」是也。

街名音譯成「舒潦濤」，既舒緩了潦水，也擋住了波濤，翻譯者也花了些心思。然而，香港人也許始終喜歡直接了當－－－現在卻名為信德街。

也許這體現香港現實文化吧，偶爾見到較文雅的譯名，真的有點驚喜